进入现代以来，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与物质文明，与此同时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引发了一系列自然危机。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怎样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便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伦理观及生态伦理学随之发展起来。

生态伦理学是一门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学科。生态伦理，即人类处理自身及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形成的伦理关系及调节原则。生态伦理学分为浅层生态伦理学和深层生态伦理学，后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整体观”。马丁·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等哲学问题的探讨则与深层生态伦理观不谋而合，生态伦理观主要包括“生态存在论”“异化统治论”及“诗意栖居论”。海德格尔从存在与存在者的角度出发，否定人类在价值上的优越性，认为一切存在物皆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本文将运用海式生态伦理分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态预警小说《羚羊与秧鸡》体现的环境伦理问题，思考在全球生态危机下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过于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及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观点使人类凌驾于自然中的其他事物，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依据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片面强调人类这一物种的利益，将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造成主客二分及对立。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阐述了近现代人的本质：“决定性的事情并非人摆脱以往的束缚成为自己，而是在人成为主体（Subject）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 ”［1］（82）换言之，海氏认为，传统哲学强调人类主体地位，使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然而这种主人心态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愈加明显，生态环境每况愈下。

在《羚羊与秧鸡》中，以“秧鸡”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们是“人类中心主义”最高信奉者，他们为了获取利益、满足人类自身欲望，对生物肆意改造。例如，人类发明了“鸡肉球”：“一个像大皮球一样的物件……里面伸出二十根肉质粗管，每根管子的末端各有一个球状物在生长”［2］（209）。 “鸡肉球”的发明仅仅用于满足人类食物需求：“这一个上面只长鸡脯。还有专门长鸡腿肉的，一个生长单位长十二份”；这种改造去除了鸡作为动物的其余特征，当吉米询问为何它们没有其他器官时，科学家们回答道：“没有眼睛、喙什么的，不需要。”［2］（209）为了治疗疾病，人们制造了可以培育多个人类器官的“器官猪”;为满足人类猎奇心理，创造了蛇和老鼠的混合体“蛇鼠”、极度危险并且随时会对人发起进攻的狼犬兽、供人类消遣的“浣鼬”，等等。人类在这些发明中充当着造物主的角色，正如小说中展示的：“创造动物真好玩儿……让你有了上帝的感觉。 ”［2］（53）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其极度自负的态度加剧了生态恶化，使地球无法可持续运转，最终导致人类大灭绝。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中心论是对人与其他存在者关系的曲解，打破人类中心论是重新找回人类自身生存的本质的必经之路。首先对人的本质重新进定义，认为人类既不是存在者的中心，又并非存在者的主宰，而且地球这个统一整体的居住者及存在的看护者，即“此在与世界”不可分割。这种对“存在”的重新阐释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及后现代经济与文化形态的发展而来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哲学家们开始批判现代性的非生态论的生存观并倡导后现代的生态论生存观。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无疑接受了人这种当下的“此在”内涵，却将这种内涵不仅仅局限在人，而是扩大到“人—自然—社会”这样一个系统整体之中［3］。

小说中的科技精英们只考虑自身利益，将自然看成利益的来源而非价值来源。他们视自己为存在者的中心和主宰，将人类文明与自然割裂、对立，无视自然规律、凌驾万物之上，最终招致自然的报复。这种非生态论的生存观使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社会生态失去平衡，世界的整体性遭到破坏，无法持续发展。

二、对科学与技术本质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