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幻文学自20世纪初发展至今，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看似模糊不清的表象背后是其变化的、向前看的文学本质。相比于武侠、言情等大众化的通俗文学读物，科幻文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既建立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更迭之上，又饱含与时俱进的人类幻想。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人造成了脱离现实的缥缈感，加之科幻小说中大篇幅的科技解读加大了阅读难度，使科幻小说被误解为既缺乏主流文学的深刻现实性，又缺乏同类通俗文学的可读性。科幻小说也因此长期游离于大众化的边缘，沦为小众化读物。直到刘慈欣的《三体》 横空出世，使科幻文学的“冲击波”辐射到小小科幻圈之外的广大读者群，他以恢宏空灵的气势和立足宇宙的视野告诉人们，“科幻”的“幻”是起于现实指向未来的展望，是以饱含人文关怀地探索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刘慈欣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史时，曾将自己的创作阶段划分为纯科幻阶段、人与自然的阶段和社会实验阶段。他指出：“人类文学其实一直在描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①并强调科幻小说应重返大自然这个“伊甸园”，去描绘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恐惧、探索和敬畏，《三体Ⅰ》 也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写出的惊世之作。经历了人与自然这一刘慈欣最满意的创作阶段，他转而向社会实验阶段进行探索，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和极端环境下人与社会的处境，《赡养上帝》和《赡养人类》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虽然刘慈欣并不满意这一阶段远离大自然的、追求现实感而弱化科技感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品凭借通俗化的故事结构和叙事语言赢得了读者喜爱，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科幻小说对现实社会的前瞻性思考。“赡养”系列也体现出许多科幻作家都经历过的探索时期，即使科幻小说回归通俗化和平民化以及增强科幻小说可读性。

《赡养人类》以极高的人文关怀将矛头直指社会结构失衡的危害，小说一反往常充满科技硬核的宏大叙事和历史厚重感的叙事风格，以“亲民”的语言、悬念的设置和“接地气”的现实主题表现出他社会实验阶段的创作尝试。小说的一开始就直接抛出杀手滑膛接到的工作内容——杀掉三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这项工作的委托者竟是十三个年收入可抵一个中等国家GDP的巨富。这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工作自然也引起了读者的好奇，故事便回溯到第一地球的哥哥文明入侵人类所在的地球四号的阶段。早于地球文明发展的第一地球已经开始了占领地球四号的行动，他们计划将人类全部迁移到作为人类保留地的澳洲，并按照目前人类社会的最低的生活标准赡养人类。这一计划让巨富们急忙成立了“社会财富液化委员会”，任务是散钱给穷人们来消灭贫富差距，并且杀掉那些不接受施舍的穷人，也就是交给滑膛的工作。然而，第一地球的侵入者实际上也是一群逃荒者，他们所在的星球上99%的财富和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手里，即终产者，其余20亿的穷人只能寻找新的家园得以生存。最终，小说以富人们用百元钞票来烧水的场面结尾，以荒诞的结尾促使读者思考人类被赡养后的结局。

小说延续了刘慈欣以往作品中将人类置于极端环境下的写作风格，将社会的贫富差距置于宇宙的空间内，来探讨科技的发展能否缩小社会差距这一问题。当人类所在的地球面临哥哥文明的入侵时，人类做出的反应是“社会财富液化”，这个有趣的名词表达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幻想，那就是将原本固态的社会财富均匀分散给每个社会成员，使集中的财富像液体一样弥合高低不平的社会差距。这一看似善意的解决方案本质上仍然是一场由富人操纵、穷人遵从的强制性行动，接纳富人的施舍成了穷人的义务，一旦反抗就是死路一条。在面对外星文明入侵的灾难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竟然选择内部残杀以求自我保全，即便冠之以拯救人类文明的神圣名义，也无法掩饰人性在极端处境下的自私冷酷。那么，科技的发展能否改善社会现状呢？刘慈欣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领先于人类文明史两倍的第一地球已经发展为由一个终产者和20亿无产者组成的非人世界：科技的发展使人脑通过植入芯片就可以获得常人难以达到的超等教育，而支付这项科技的费用是穷人难以企及的，保持社会相对平衡的教育一旦倾斜，人类的异化便由此开始了，也就是“穷人不再是人”②。此时人类将要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社会财富的不均衡，而是科技独裁导致的人类异化，这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科技对于改变世界的意义，当科技没有得到应有的普及，只集中于少数的富人手中时，科技就成了富人独裁的助推器。刘慈欣站在宏大的宇宙视野中表达他对人类的现实观照，指出科技的发展如果远远领先于社会结构的调整，科技就会形成绝对的集中化，最终导致人类的异化。